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沈正赋 来源:中国思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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