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与美国总统的特殊关系──也就是我对尼克森说了那番话之后──就此确立了我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政府也坚信这点，他们宣称我为这次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於是把我纳入国宴的受邀名单中，我还被指派为往后美国总统来访的官方欢迎团一员。当福特与卡特来中国拜访时，我是在机场欢迎列的其中一个，渐渐地，两国冰封的冷战逐渐溶解了。
中国与美国互相仇视已经很久了，因为对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都不了解。比方说，我们这群北京武术队的成员，在1974年第一次搭上飞机前往美国时，一直很焦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而美国官派的保镖们，也是第一次被指派来保护我们，一样很紧张。以致於两边都被叮咛的有点过头了。
经过一个月的相处后，我们发现这些资本主义者其实都是很亲切、很有礼貌的人，而他们也发现这群共产主义小朋友们，不会满嘴教条──事实上，我们还挺可爱的，於是大家都开始放轻松了。人们一旦解除了防备，慢慢地就有些有趣或无心的事情溜出来了，例如，其实我们的保镖会说中文这件事。到了旅程即将结束时，我与保镖之间已经相处的很自在了，有一天，我扯了扯他的袖子，十分紧急地说：“我要上厕所！”
他想也没想，就用中文回答：“别担心，我帮你找厕所！”
我笑了出来：“哈！你果然会说中文！”他当时困窘地不得了。
美国保镖陪着我们一路到了香港，这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结束后就要回中国了，事实上，这是保镖们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坐下来看我们表演──之前的表演，他们要忙着维护安全。最后一次表演完后，道别的时候终於来临了，大家都哭了，男人女人，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例外。
我还记得其中一位保镖站起来，用中文说了一段话：“过去一整个月，我们一直忙着护卫你们的安全，没机会看你们表演，也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一直以来，我要假装我不了解你们，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我们被交代不可以和你们太亲近，或许我现在这样和你们谈话，是在拿我的职业冒险，但是谁在乎呢？我想和你沟通！”
看到他眼眶里满是泪水，大家又哭的更厉害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哭，但是一整个月相处下来的情感羁绊，让大家都非常悲伤。
几年后，当美国福特总统来中国拜访，我是中国友好亲善团的代表成员之一，要到机场接机，然后护送他到人民大会堂叁加国宴。这是非常盛大的排场，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很宽敞，摆了好几百桌宴会桌。当我用餐时，一边还悠闲地东张西望，眼光扫过一排排脸孔，然后，我的视线停留在一张脸上。
那是在香港含泪说了一段中文的美国保镖！
我又惊又喜，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好友一样，开心的不得了，於是跳起来大叫：“嗨！”
当我这么做时，我注意到在他前面两三桌坐的全部都是当年的保镖，他们也一样无法克制自己，全都跳了起来，对着我挥手：“嘿！”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走过去、握手、彼此拥抱，全忘了自己正在正式的国宴场合中。当他们一站起来，我们听到──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二十把、三十把、四十把椅子被拉开的声音，大家都站了起来，有中国的便衣警察、也有美国的安全人员。
像这种高层级的国宴，整个会场都布满了便衣刑警，美国人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进驻监视着他们，但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对望，随时注意任何突发的举动。
所以，当我突然站起来，保镖们也跳起来，其他人於是推断将有危险状况发生──还把我们高兴地招呼当成了警告声。
真是尴尬极了！
回头一看，所有的大人都包围着我警戒待命，看起来相当紧张，还有人本能地趋前护卫着两国的首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每个人点点头说：“呃，对不起┅┅”然后小心地坐回座位。美国保镖们也一样，向他们的同僚再三保证没有状况发生。
大家终於明白这不过是场无害的误会，又小心又尴尬地，一个个重新坐回座位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处在紧张与不信任的关系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还是可以超越藩篱，建立起坚定的友谊。
感谢Jingfen（台湾网管）翻译
Betty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