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