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撰文：党国英 □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