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先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小红书”从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国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曾想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