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自行车是家人从废旧市场上买来的二手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一走起路来,哪儿都响。一遇到恶劣天气,雨天,东北风浇小雪,得推着走,二十多里地,下午放学回家,需走三个多小时。
吃的就更赖了。那时,我们大都有一个绿挎包,里面放一两本书,再就是咸菜和馍。那时候,我家里极其困难,父亲又有病,咸菜有时也没有,馍则是白面和黄面的两掺馍。学生食堂粮票则用白面去换。母亲往往在我回家后,便东挪西借,弄来20斤左右的白面,这就是我一个月的粮票了。
于是,我不得不数着粮票来吃。一冬天下来,本来就单薄的身体就更加单薄了。有时几个善良的同学会把咸菜和馍向我推一推,但我摇了摇头,默默地走开了。
由于营养不良,一到中午第四节课,我便会昏沉沉的,甚至会睡去。但唯独在上数学课时,我不会入睡,因为我知道数学学科的连续性很强,一旦断裂,便不好跟上。另外还因为代数老师的数学课上得干脆利索,重点突出,分类明确。所以即便是在中午第四节,我忍饥挨饿也要把笔记记好。因此,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错。
但在高二分文理科时,我却报了文科;老师非常纳闷儿,便找我谈话:“理科的门路还是很广的!你的数理化都不错!可惜了……”
王海娟也报了文班。看到我生活的窘迫,她曾好意地要接济我一下,但我却执意地拒绝了。当时,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任何一人的一点点施舍,哪怕是好意的。我生活当中已贫困的使我不能抬头正视所有的同学,但我的内心就剩这点儿自尊心在支撑着我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对我越发好奇了。有时让我朗诵一下古典诗词,有时让我帮她解一道数学题;那个时候,男女同学接触很少,甚至达到了不说话的地步。因而我们这样的接触已经很引人注目了。其实刚满十五岁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啥也不懂。
有一次,我一高兴,猛地甩了一下笔,蓝水飞向了赵同学的脸上;他嚯地一声站了起来,一拳砸过来,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拳。
“住手!”一个清脆的声音,并且一个扎着粗辫子的姑娘很快挡在了我前面。
“王海娟!”他嘿嘿地笑了起来,阴阳怪气地走开了。后来便有了流言……
于是,我便不敢再接近她了。
她后来又随父亲回了河北老家,从此也就再也没有什么音讯了。
很快就到了高三。这一年的秋季,在外地工作的三叔忽然回了家。神情淡然,说话也怪怪的。后来,我方才知道他也得了神经病。父亲弟兄三人先后得了这种病,我害怕起来,神情忧郁,学习成绩也一再下滑……
班主任王老师及时找我谈话,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来帮助我。后来我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但那个可怕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试题是越来越难,考生是越来越多。于是便形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范进中举后发疯,但我们这儿还未中举就有人快发疯了。
同学刘炳根,春节刚过他就来到了学校。后来,他就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睡。清早,他起得最早,眼睛已熬得通红,但他仍然在用力地、吃力地、反复地背诵着英文单词,后来医生诊断他得了神经官能症,急需休息。
这件事情在同学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难道考不上大学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是呀!但这就是现实的残酷,“适者生存,弱者淘汰”,于是,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教室、饭场、操场……,留下了我们忙碌的身影。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公元一九八五年的八月二十日我拿到了新乡师专的录取通知书。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站在我们的教室门前,又走到我熟悉的每个地方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