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乌鲁木齐9月25日电 2004年4月10日，在祁连山主峰之一乌鞘岭风雪交加的山口上，一个青海的货车司机下车正在小解，忽然，一个穿着古怪、留着长胡子的黑脸男人站到他旁边说：“师傅，能不能帮我照张相？”司机惊愕地打了个寒战，看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个子，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小便没撒完就跳上旁边的车逃也似的走了。
冰天雪地的荒山上，这个人搬了一块石头，把相机搁在石头上，给自己和自己骑的一辆变速自行车照了张相。这个独自出现在乌鞘岭上的人就是陕西临潼人陈琦，他于4月6日从西安丝绸之路群雕前出发，骑着单车，准备远征万里去哈萨克斯坦探访“陕西村”。
上世纪80年代，陈琦从《参考消息》上得知苏联有个“陕西村”，居住着100多年前从陕西关中迁移过去的一群回回人，至今顽固地保留着陕西的风土民俗。“陕西村”人被迫离开家乡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是清同治年间，也就是陈琦爷爷的父辈那代人的事情。当年，他们在义军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一边抵挡着清政府的民族镇压，一边拖家带口，于1877年12月翻过天山，躲过了清军的追剿，在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西边约200公里的楚河岸边扎下“营盘”，播种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白彦虎被后人称为“东干人之父”（“东干”即陕西方言“东岸子”的转音，东面的意思）。在了解东干人被迫背井离乡的苦难历史后，陈琦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去看他们，就像亲戚串门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并且沿着他们当年西退的路线，体验他们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与苦难。
他这样做，就是想告诉那里的人们：老家的乡亲没有忘记你们，这不，骑着自行车来看你们来了。
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
陈琦在哈国境内遇到的第一个陕西村的人是马赖赖。过境后刚到第一个城市潘菲洛夫，陕西村的人们就打发体育教师马赖赖骑车来接陈琦。从潘菲洛夫到陕西村有700公里的路程，马赖赖全程陪他。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亲自开着小车为他们俩做后勤保障。马赖赖人高马大，讲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见了陈琦，他高兴得搓着手，嘿嘿直笑。
陕西村所在的县叫库尔代，县城离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不到100公里，顺着阿拉套山下的丘陵地带从县城往东60公里，就是中亚陕西村的中心村落、陈琦此行的目的地———营盘。
6月9日，陈琦他们终于到了东干人的根据地营盘，人们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的，一口陕西土话让陈琦感到就像回了家一样。他对人们高声说：“乡亲们，伊特拉斯吐维奇（俄语，你们好）！陕西老家的乡亲们打发我来看你们来咧，你们好着哩么？老家的人都想念着你们呢……”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琦的嗓子有些哽咽，在场的很多回民淌下了长长的泪水。
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说着说着就落了泪。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好多人都保留着过去的观念，说陈琦是从“清国”来的，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来的时候，陕西衙门批准不？
离开故土已120多年了，东干人对陕西却怀有一种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感情。东干诗人大吴说，百年来，我们就像离群的羊，不知何日才能回到大羊群里去。年轻人把陕西叫“我爷的省”，见陈琦高兴得很，问陈琦西安城是个啥样子？见过成龙没有？
在人们的盛情邀请之下，陈琦参观了陕西村的村史纪念馆，馆中收藏有白彦虎的眼镜、玉佩、腰刀等遗物，有东干战争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和雕塑，前苏联各个时期的纪念章，有东干先民使用过的兵器、农具，有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刺绣品和装饰品。
到了陕西村就和到了关中任何一个村子一样，没有语言障碍。大人小孩都是一口纯正的陕西土话，和马赖赖交谈，国骂省骂时时都会冒出来，而且非常地道。小孩刚开始学说话就是陕西土话，大了才学俄罗斯、哈萨克语言。
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俄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东干文，就是用俄文字母拼出来的陕西土话，这种文字，俄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但它毕竟是一种文字。东干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而到过中国见多识广的安胡塞积极主张推广中国的普通话，说这样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思想，才能提高语言的生命力。但这种观点与大多数东干学者相冲突，他们认为：老话是咱的母语，要一代传一代，贵贱都不能丢。安胡塞感到奇怪，今天的陕西甘肃人都在学讲普通话，你还跟着学方言，岂不太落伍了。几次大会上，都是安胡塞跟他们从争论到争吵，不欢而散。从2000年开始，安胡塞陆续送了几个村里的孩子到中国的西安学中文，“等到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的人。”陕西省政府对这些孩子全部按国内的学生同等看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家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不知他们是太留恋家乡还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把所有的传统都看得特别珍贵，只要是陕西带出去的，只要是祖先留下来的，都不能改变，任何一点改变都是对他们信仰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