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帮经济在封建主流文化思想的抑制排挤下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是由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异性所决定的。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所出现的晋商、徽商、陕商、粤商、闽商、鲁商、赣商（古称江右）、龙游（浙中地区）、宁波、洞庭（苏州太湖洞庭）等十大商帮的地域分析，除粤商、闽商和浙商滨临大海外，其它各商帮均处于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这些区域大都是水患连年、海难突出或土地贫瘠的地区，但在当时以水运为主的商贸交通条件却颇具先天优势。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封建农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相对于广大中部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和边关地区的战乱纷争，这些地区更适合于发展以货物流通和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商业经济。但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当时以封建专制为政治环境、以农耕手织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文化主流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地区商业经济的起步和发祥也颇带有几分被迫的无奈。
以最早崛起的北方山西晋派、陕西陕派商帮为例。山西、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属大陆性半干燥气候，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地缘性农耕经济基础薄弱，依靠单纯的农业耕作根本无法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所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但其陆路交通承南启北、四通八达，扼守边关商路之咽喉，尤其在14世纪中后期的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朝廷为保障北部边防粮食供应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以其地利之便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久受贫寒之苦的山西人在生活乃至生存受到恶劣自然条件威胁的前提下，早期晋商的先人们在16世纪中叶的明代中期，只是屈于谋生而纷纷远赴塞外，冒长途奔波和劫匪越货之险被迫离开家园，从小贩行商起家，通过“走西口”把粮食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用内地缎绸、布绢、棉花、茶叶、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塞外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特产，却意外地开辟出一条繁荣一时的边贸商道，获利颇丰，并由此而孵化出晋派商帮的乔家、渠家、常家等第一代富豪商贾。对此，陕西商帮的经历也与之类同。
而与之相应的南方广东粤派、浙江宁波商帮，同样是迫于其封建农耕经济基础的薄弱，而走上商业求生之路的。粤、浙两地临近东南波涛汹涌的大海，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局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经受着台风海难袭击的磨难，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贫苦的生境迫使其凭借良好的海运条件从事海上商品贸易活动。以潮、汕为代表的粤派商帮，早在16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便大批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由于他们最早以海贩海盗、亦盗亦商起家而被贬称为“潮汕海寇商人集团”（注：《乾隆潮州府志》载。而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自唐宋以来就沿着东部海岸向北开拓海上商业贸易，后成为了以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为据点的地缘性商帮。
除此之外，十大商帮中的徽商、闽商、鲁商、赣商、江右、龙游、洞庭等其它地区的封建商业经济产生，依然没能排除这些区域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等农耕经济基础薄弱的影响，商人大都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当时的农耕主体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封建社会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给的制度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商帮经济的发展从开始起步之日起，就必然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但同时也正是这种排挤作用长期压抑了社会生活的需求，使早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在缺乏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中获得了难得的暴利空间，从而有利于各派商帮顺利而快速地实现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就是我国封建地缘经济的差异性本质孵化出的区域商帮经济，之所以带有显著的地缘特色的重要原因。
商帮文化核心及承接关系
以崇尚“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长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导的统治地位，而封建商业作为这一社会经济形态中异军突起的新兴的非主流经济成分，在其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通过迎合主流思想文化的需要而缓和主流农耕经济对自身的对抗和冲击，以求缓减来自社会与经济层面的排挤压力，从而确保商业经济在传统封建体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封建商业通过长期对主流儒家思想的借鉴和融合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商帮文化和早期商业文明，并使之在时代的变迁中得以传承衔接。
相随我国传统道德中“仁、德、礼、义”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我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也始终凸显出“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我国商帮及商人一向崇尚的“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待物”、“童叟无欺，信誉至上”、“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勤俭敬业，吃苦耐劳”等经商理念，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南宋著名思想家、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提出的“义利并举”思想，突破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桎梏，将经商以逐利为先的本质与儒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经商济世”的商道思想，成为许多高境界商人的处世哲理。在封建商业中被普遍遵循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谐观念在我国商帮文化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儒家思想在封建商业领域中的文化延伸。清末状元、著名大实业家张謇怀着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失望而下海经商，立志于实业救国，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儒家经世仁德思想，将实业经商的经济行为与心系天下苍生的政治抱负相联系，更是把经商济世思想提升到国计民生的至高境界。
同时，在我国商帮文化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与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节，也是我国封建商帮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与传统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这并非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宗族血缘的保守观念，而是传统商帮文化深受封建家长制礼教的儒家思想渗透的结果。官商文化情节作为我国商品经济的突出现象，这种原本与平等、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不相适宜的灰色文化，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可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长期以来，中国商帮的官商文化情节并无南北之分，而是普遍存在于商业领域，最多只是轻重程度不同的差异而已，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
应该肯定的是，我国传统商帮经济所形成和沿袭下来的商业文化，即便其中掺杂有一定的槽粕成分，但这种商业文化的主流是积极的，并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商业实践和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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