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进程中，虽然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兴农抑商”和“重仕轻商”思想，一直制约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依然源远而流长。从早先秦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注：《史记．货殖列传》载）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发祥，到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继而至明清十大商帮部落的出现，乃至于到现代五大商帮的崛起，无不昭示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历史的深邃与久远。
伴随我国具有浓郁区域色彩的中国商帮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和蕴育了悠久灿烂的商业文化文明。同时，这种传统商帮经济所孕育出的区域地缘特色和商业文化文明，长期以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剖析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商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历史背景，中国商帮经济在遭遇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排斥下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区域地缘和宗族血缘为特色的中国商帮经济，这在我国当代商业经济的现实发展格局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传承性，从中依然不难找寻到它的遗传烙痕。
尝试探求中国传统商帮经济在其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区域地缘特色、以及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之间的文化承接关系，既是我们了解中国商业发展史历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深化认识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特色的客观要求。
传统文化抑制下的商品经济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时代，作为以交换为条件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受制于我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虽然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出现有以剩余产品交换为内容的简单商品流通，然而我国传统商业经济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也始终只能局限在以非对抗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主流农耕经济的前提之下。
据考证，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商人、市场的概念，并出现了早期商业的社会分工。据《春秋毂梁传》中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从政）、有商民（经商），有农民（务农），有工民（技匠）。”在《周易．系辞下》中还记载了中国社会最早出现的商品交易市场现象：“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时，春秋时期的管仲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管子．王制篇》载），《荀子》中将四民排列为“农士工商”。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这种社会分工序位的平行排列中，并不代表各行业存在着尊卑高低的区别，他们之间基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处于平等地位，因而被同称为构成“国家基石”的四大分工。与此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首次将商人列为“五蠹”之列，并称之为“邦之蠹也”（注：《韩非子．五蠹》载），认为这“五蠹”不利于农耕征战，而且会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从而彻底否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自此开始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潮。除受此影响之外，在这一时期中，以剩余商品交换为条件的简单商业经济的出现，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又受到了农奴制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它在商品种类、流通范围和交易手段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简单原始交易色彩。
进入封建社会后，尤其是汉代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出于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需要，在客观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景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晁错（前200--前154），在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了“农本商末”理论，向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建议，反对商人兼并农人，从此打破了“士商工农”四民之间的平等地位而出现了尊卑贵贱之分。之后在“仁、德、礼、义”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由于“商者逐利”的行业本质与“仁义之德”主流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了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学而优则仕”（注：《论语．子夏》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思想为内容的价值观体系，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观念。由此以来而形成的“轻商、抑商”的价值取向，长期抑制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地缘经济孵化中国商帮
在我国长期的奴隶制时期以及封建制社会中后期以前，虽然偶尔出现过诸如吕不韦、范蠡、子贡等古代富豪商贾和走道货郎的个例现象，但他们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大都与政治、学术、农耕联系密切，即便是到了明末清初十大商帮的出现，这种传统的商业经济力量依然也没能够动摇和改变中国崇尚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然而，我国古代地缘经济特有的地域异性所孵化出来的商帮经济，在加强信息沟通、调节供给需求、促进货物流通以及满足社会生活和生产需要等方面，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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