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之下，呈现一种丰富而嘈杂的局面。在这种多元共生的格局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另类写作姿态和方式与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明显的不同。客观地说，这种另类的写作姿态在感知、理解和表现生活方面，在对现实中国社会的艺术描写和审美认知上，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思维。但“十年代后”在创作上也存在着创作视野狭窄，社会责任感丧失，艺术上不断自我复制和自我模仿以及审美低俗化等缺陷。
一、“个人语言”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生成和发展，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文本的生成来源于社会和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的运转和变动，是从喧闹不已，复杂而又蓬勃的时代中“截取”下来的。既然是“截取”而来，自然也就表现着“截取者”自身的思想、艺术品位的高下。新时期以来，作家们突破了政治话语、权力话语的藩篱，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观——主题思想的丰富、人物形象的多元、艺术手法的多变。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为“七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选择提供了自由。“个人”、“私人”取代了“社会”、“人民”，文学告别了“政治化写作”的时期，又掉进了以个体欲望化为特征的“个人化”写作的陷阱。“个人化”写作和“私人话语”充斥文坛。
关于个人化的写作，戴锦华先生说：“女作家写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以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卫慧、棉棉们的“另类写作”就面临着这样的精神困境：注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谈个人问题，不谈公共问题；谈身体、性、欲望，不谈精神、道德、他人；谈形而上、宇宙间的人生困惑，不谈具体的社会压迫问题、社会群体的遭遇，这种另类写作，远离社会，远离大众，仅局限于私人极其狭小的空间，往往是一种自恋式的、陀螺般的笔法，循环往复，缺少社会价值、文化价值、道德价值、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写作从此不再扛着“文以载道”的大旗去担当“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重任，而成了卫慧、棉棉们玩弄叙事手段和技巧的狭窄领域，成为游离于时代发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卫慧、棉棉们成了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的旁观者，而叙述人则成了叙述中的一个自恋的角色。在自恋中又隐藏着自我的分裂。如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倪可，一方面她很喜欢天天，这是基于感情与生命基础上的纯洁的爱，因为天天给她艺术的才华和浪漫的幻想，但没有给实质性的性爱满足；而德国人马克却能满足她的肉欲，他与倪可在任何场所做爱。这种亵渎人的尊严的行为，充满了灵与肉的分裂，只不过这种分裂常通过情与欲的冲突，化为虚无的、空泛的，涵义模糊的描写。它不像传统作家通过笔下的灵与肉的分裂的描写常常体现对自我价值乃至人类社会的反思，而是往往显示一种自我贬低的取向。他们纵任自己在肉欲的狂欢中不断地消沉与毁灭，而且在这种毁灭中找到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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