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这些记忆犹如露珠之于花朵，花蜜之于蜂蜜，香气之于玫瑰。”西方一位哲学家如是说。
不过，从心理学角度看，记忆远比花朵之露珠、玫瑰之香气更重要。实际上，记忆就是所有的体验，记忆就是一个人最真切的过去。这一代人之所以与另一代人不同，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记忆的迥异。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两个差异很大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尾声、改革开放的先潮是七十年代人最鲜明的童年记忆，这决定了他们与八十年代人的巨大差异。
“笼子里长大的鸟，你把笼子放开，它仍然想不到要去飞。”“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记忆造成的结果，但我们这一代人刚出生不久，笼子就打开了。”
“我还隐约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影子，”1973年出生的李先生说，“忘了是哪一年，村里忽然响起了大喇叭，两辆绿色的大卡车开进村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汽车。一辆汽车上好像是‘阶级敌人’，胸前挂着一个很重很大的牌子，头被压得很低很低。”
李先生小时候在河北的农村长大，现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之间飞来飞去做生意。他说，文化大革命留给他的绝对不只是记忆的影子，而是非常鲜明的烙印。
李先生说，谨小慎微从此成为他的做事风格，现在做生意，他总感觉自己缺乏魄力，想来想去能总结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受父母的影响太大了。
不过，“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李先生说。父母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才真正坚信改革开放之路一定会走下去，但他自己很早就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有了事去找政府”仍然是父母一代人的惯用思维，但“我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因为政府现在的主要身份是裁判。”
“笼子里长大的鸟，你把笼子放开，它仍然想不到要去飞。”李先生说，“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记忆造成的结果，但我们这一代人刚出生不久，笼子就打开了。”
“六零派生在计划经济时代，思想单纯；八零派活在市场经济时代，一开始就知道必须靠自己努力。七零派的很多人一开始相信了‘国家会安排一切’，结果最后什么都得靠自己去争取。所以这一代人的怀疑精神是最强的，但这一代人的独立精神又没有八零派强。”
相对于李先生，在广东长大的梁小姐要悲观很多。1976年出生的她对自己这一代人的定位是“试验品一代”。她说：“什么改革我们都赶上了，结果，上一代人享受的福利没有了，下一代人的丰裕物质生活也没享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