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被“ 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16)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17)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 ”(18)(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