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联合军乐队投入训练的时候，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召开了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轮到罗浪发言的时候，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是不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会上对此事的争论颇为激烈，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很快，毛泽东就作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５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空军也要出动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在此之前，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根本就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为什么现在又提出空军也要出动呢？原来，在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
９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９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以后又增加了两架“蚊式”战斗机。这种飞机是英国造的，它的机身是木头制的。几天以后，又有３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１０月１日那一天，将有１７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这一天晚上，有多少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啊。
当晚１０时，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当看到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周恩来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他问这是谁画的。钟灵说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教授。周恩来说改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令钊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１０月１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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