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被节选后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这一举动曾引发过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大家针对“武侠”这一文学形式是否该进入语文课本见仁见智，虽说终难得出定论，却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对当今“教材”编写问题所表现出的强烈关注。教材，本就是育人的范本与根基。学生们入学求知，首先便是从课本中获得对人生、世界的认知与感悟。今天，教育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民族发展的头等大事，而与此息息相关的教材编写工作，受到广泛注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今年年初，一套三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学国语教材——《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使我们对“课本该怎么写”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获得了新的启发。这套图文并茂、琅琅上口的老课本在岁月中已淘洗了将近百年，尽管是为甫入小学的孩童们所作，但编订、绘画者却无一不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叶圣陶、丰子恺、张元济、魏冰心……我们已很难想象这些大作家、大画家们是如何一丝不苟地为孩子们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或是精心给每一篇课文绘制好插图、并亲笔书写课本中的每一个文字，但他们对下一代的拳拳用心与殷切期盼却足以令人动容。老课本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希望由此来引发他们“多方面的智慧”。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些简短而生动的课文中，既有“摇摇摇，摇到外婆桥”这脍炙人口的动听歌谣，也有龟兔赛跑、鹬蚌相争等意义深刻的寓言故事；既有介绍“瓦特利用水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科学小品，也有“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和“火烧赤壁”的历史掌故……孩子们总是有着最纯洁的心境与最旺盛的求知欲，而这些充满童心与童趣，将智力开发与道德培养融聚为一体的启蒙课文，则必可以为他们成长的第一步奠定最为扎实的基础。
无独有偶，哈尔滨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百年老课文》一书，也是将曾见于各类语文课本中的经典之作结集起来，使人们重温了一遍这些充满智慧与情思的课文精品。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以一句掷地有声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多少大学教育的实践者指明了方向；梁实秋的《好书谈》不落俗套地质疑了那些妄想“读遍世间好书”之人，告诫大家有选择、有辨别地阅读才是切实有效的正道；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回忆性文章《追悼志摩》中，以情理兼具的笔触将一个理想主义诗人折翼于现实的短暂一生娓娓道来，使人唏嘘不已；而戴望舒的《雨巷》、李叔同的《送别》，又曾使多少人过目不忘、口耳相传地吟咏至今……
同样是重读老课本，《启迪民智的钥匙》（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3月版）一书则另辟蹊径。它将目光聚焦于商务印书馆前期所编辑出版过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希望通过总结前人的编辑经验，为今天的英语教学带来有益启发。本书详细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所经历的五个时代，并将三类英语教科书各自的特点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和点评。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英语教学日渐为人关注的今天，研究过去的教材正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历史总是在新旧交替中不断发展，而文化也正是通过传承而得以汰旧换新。我想，这或许正是对一切“老课本”旧书新读的意义之所在吧。（潘嘉）
